易单招

我国自1952年起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各项政策举措均以促进人才选拔与培养为目标。高考制度创建不久，便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考核评价标准，反映出中央期望通过制度调整确保生源质量。“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几经动摇，废除文化课统一考试，人才选拔与培养依赖于“政治挂帅”之下的推荐制。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恢复后，重新启动对高考的科学化、标准化研究，人才选拔与培养视角转向与经济体制改革需求相适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原有的高考制度在促进人才选拔与培养等方面逐渐显现新的矛盾与问题。在此背景下，上海向中央提出先行先试的高考改革诉求，旨在探索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选拔培养路径与方法。

（一）试行高考单独命题，构建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探索综合评判录取

1983年，教育部提议通过探索建立健全高中、初中会考制度，引导中学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上海经过深入思考，于1984年年底向教育部提交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系统构想，申请开展适应改革开放发达地区人才选拔需求的高考单独命题工作，并逐步过渡到应用高中毕业会考成绩进行多元化招生。教育部对上海构想持肯定态度，同意上海自1985年起试行高考单独命题、单独组考，并探索在高中毕业会考基础上深化高考改革。

在随后考试招生实践中，上海进一步发现当时高考制度对人才选拔与培养存在诸多制约：首先是实施多年的高考分科招生一定程度上引起高中偏科教学，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其次是高考录取“唯分数”问题严重，一考定终身负面效应凸显；最后是中学为提升升学率，采取赶进度、搞题海战术等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中学教育改革受阻。

为正确发挥高考的人才选拔功能，推动中学教育教学改革，1986年，上海再次提交改革申请，期望破除以高考总成绩为唯一评价尺度的做法，改为以考生高考成绩、高中会考各科等第以及个人爱好擅长等三方面因素综合评价考生素质，开展人才甄别与选拔。这一设想具有前瞻性，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在高校招生中全面落实，但颇契合三十年后实施的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思路。前述三方面因素分别对应“两依据一参考”评价体系的三要素，体现出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考察的育人理念。

（二）探索取消文理分科，推动完善学生知识结构

我国自建立统一高考制度起，科目设置几经变化。最初全科统一设置，后改为分设文史、理工两类科目，之后拆分为文史、理工、农医三类科目，至二十世纪60年代理工农医合并又回归文理分科模式。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后，仍分设文理两大科类进行招生。文理分科减轻了学生学习负担，且具有较强培养针对性，但一定程度上引起中学过早分班教学，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

上海在高考恢复后不久就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在全面实施会考制度的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取消文理分科。最初设想是高考只考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并将会考各科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允许高校根据需要另行加试；后又考虑在高考中分设十个科目组，每组选考不同组合的三科，考生遵循兴趣和专业愿望选择适合组别参加考试、填报志愿。这些方案旨在跨越文理，但均未得到社会认可。经过权衡，上海1988年确定了“3+1”科目设置：共设六个科目组，每组除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考生另须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考一门。

分设多个考试科目组的根本用意在于淡化文理分科，通过强化全科会考的成绩应用，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突出特长的目的。在“3+1”模式中，考生自选的一个科目原本只应发挥体现其优势特长的作用，但由于会考制度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日渐式微，使得这一选考科目承担了过多功能。而无论考生选考哪一科，终究无法避免被贴上文科或理科的标签，造成原先设计的取消文理分科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愈加显现出弊端，中学和学生越来越不重视非选考科目的教与学。相较而言，广东等省在同时段探索的“3+X”模式取得了突破文理分科的较大成效，被称为高考科目改革迈向综合化的“分水岭”。

（三）尝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多元人才选拔模式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上海以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探索灵活多样的录取机制为目标，再次提出高考改革设想，允许高校根据办学需要开展自主招生，录取依据可以是统一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或其他水平能力测试成绩。这一设想改革力度很大，但理想化成分较多，在实践中遇到困难。

1993年，自主招生改革在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进行试点，次年扩展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随后几年逐步覆盖当时上海所有本科院校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16所市外重点院校。上海工业大学首次试点时，采取基于会考成绩的四元综合评价考核模式，在高考前已完成自主招生。以会考取代高考的做法在当时引起较大社会争议，因此次年被叫停。后对方案进行调整，自主招生院校在以统一高考成绩作为基本录取条件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决定使用高考、会考、面试或其他测试成绩，以及能够真实反映考生综合素养的各种能力证明，作为多元录取依据或参考。相较于先期探索，后来的做法无论在公平性还是操作性上都有明显进步。

至90年代末，随着自主招生试点范围扩大、考生人数增多，各校自主选拔标准之间的差异被放大；加之会考组织权由全市统一下放到各区县，其权威性和规范性也受到质疑，使自主招生失去支撑，只能黯然退场。三十年前上海的自主招生试点证明，高考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方案设计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取决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在为改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实施效果。

（四）设计多元招生路径，搭建高中升学立交桥

进入二十一世纪，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增加，而招生计划并未同步增长，高考升学率呈明显下降态势，引发社会焦虑与不满。同时，关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质疑与讨论在当时相当激烈，各方纷纷呼吁拓宽考生升学渠道。上海由此开始探索搭建高考立交桥，逐步形成“4+2”格局。“4”指面向高考生的一年四次高考，即春季高考、专科自主招生、三校生高考和夏季统一高考；“2”指面向在校生的专升本和插班生两项考试制度。

春季高考面向本科招生，采用统一文化考试+专业特色面试方式实现择优录取，是打破一考定终身、增加考生选择权、体现既看分又看人的有效举措。专科自主招生体现技能型人才选拔评价标准，先于高考完成录取，因此被录取考生往往有成功者心态，高职阶段的学习动力更足。三校生高考为中考失误但确有实力的学生提供了应用型本专科深造机会，是十多年前上海分类考试人才选拔的主阵地。专升本考试一方面激励了专科在读学生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也促进相关高校重视教学改革，将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帮助学生实现能力分段提升。插班生考试是上海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创举，二十余年来为许多高考失误的本科一年级优秀学生提供了二次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机会，使刚性管理体制下的学生跨校流动拥有了制度保障和规范约束。

上述五项考试与最重要的夏季统一高考一同构成“4+2”升学立交桥，是二三十年前上海教育拓宽人才选拔与培养思路的实践创举，为多年后开启的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探索了政策方向。

（五）深化教育评价认识，试点实施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通过减少高考科目、打破文理分科、外语一年多考等举措，逐步推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各地响应，次年上海市启动了持续至今的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

上海2014年公布的试点方案高度重视人才评价。首先，强调全面考察，主张从学习过程、考试表现、专业适配等多视角全面评价学生；其次，强调增加选择性，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和生涯规划开展文理搭配式选科，在主动学习中增强综合素养；再次，强调多元评价，在以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作为升学基本依据的同时，强化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柔性参考价值；最后，强调分类招考，树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观念，引导学生从发展本位选择升学路径。

评价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十年的高考改革认识也非一成不变，许多具体举措因改革需要而产生，又因形势发展或次生问题而调整完善，但均围绕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评价标准展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新探索。一是开展学生生涯指导。经过十年摸索，学生生涯指导逐步承担起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和生涯向导等五大职能，已成为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抓手。二是强化综合素质评价管理。通过不断完善全市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采用中学导入客观数据、学生补充实证材料、全面开展公示监督等方式反映学生思想状况、学业表现、实践能力、创新素养等方面的真实信息，有效提升了综评信息的准确性与可信度。三是优化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方式。改革初期，上海曾经采用分年级开展等级性考试的做法，但客观上造成物理、化学等选考科目的人数下降。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所有选考科目都调整到高三年级开考，并辅以“物化双选”等政策引导，选考人数分布渐趋合理。四是设计志愿填报与投档模式。上海从精准匹配出发，首创院校专业组概念，将其应用于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并创建具体操作规范，成功消除了因报考科目不符而造成考生大量退档等风险。后续二十多个省区市借鉴并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海改革举措的全国示范效应。